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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不是小獵犬號上的
隨船專任博物學家
2024.04.12

許家偉/生物系和微免所畢,學術研究領域從細胞生化到分子病毒學,轉入產業界後專研蛋白質純化和細胞免疫學。現在常鼓勵人們要「讀一點點哲學」和「多接觸邏輯學」才有獨立思考能力,不致於在這個網路資訊爆炸的年代淪落為人云亦云的應聲蟲。

 

✤ 達爾文大學畢業後,加入了小獵犬號的考察航程,這趟旅程也啟發了他未來的生物演化學說。

✤ 19 世紀時,英國大力推廣科學考察任務的航海計畫,艦上通常會有一名專任的博物學家隨行,而達爾文並非小獵犬號的隨船專任博物學家。

✤ 小獵犬號並未設置隨艦博物學家一職。

 

▲圖一:繪於 1830 年代的達爾文畫像,這時他剛完成小獵犬號的環球旅程。圖片來源/George Richmond, 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剛從劍橋大學畢業、仍沒有生涯規畫的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圖一),幸運地被推薦加入小獵犬號(HMS Beagle,音譯為貝格爾號,圖二)的考察航程,就是這趟環球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啟發他對演化理論的構思,繼而發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影響世人對生物演化的看法。所以,達爾文乘坐小獵犬號的這一趟旅程,堪稱是人類文化史上最重要及最著名的科學探索之一。但常言道「名正言順」,到底達爾文是以什麼身分參加小獵犬號的環球航程呢?

 

▲圖二:小獵犬號的畫作。圖片來源/R. T. Pritchett, pubk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博物學家和航海計畫

雖然達爾文一直以博物學家(naturalist)自居,但歷史學者卻指出他當時初出茅廬、尚算社會新鮮人,因此在小獵犬號上的職位並不是「正規的隨行專任駐艦博物學家」(official naturalist)。那麼,達爾文是以什麼身分參加小獵犬號的環球航程呢?想要一窺究竟,我們就要先了解一下 19 世紀英國的科學文化。

雖然早在 1797~1802 年間,「生物學」(biology)一詞先後在德國、英國、法國的學術界出現,用來形容研究有機生命的科學,但這一個用詞在 19 世紀仍未普及。當時對於生命科學、古生物學、地質學、礦物學、海洋科學等研究,都統稱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而「科學家」(scientist)一詞雖然也在 1834 年出現,但在它尚未被廣泛採用之前,研究生命現象及地質學的雖然早在 1797~1802 年間,「生物學」(biology)一詞先後在德國、英國、法國的學術界出現,用來形容研究有機生命的科學,但這一個用詞在 19 世紀仍未普及。當時對於生命科學、古生物學、地質學、礦物學、海洋科學等研究,都統稱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而「科學家」(scientist)一詞雖然也在 1834 年出現,但在它尚未被廣泛採用之前,研究生命現象及地質學的人都稱為「博物學家」或「自然史學者」(natural historians),而研究天文現象及物理學的人則稱為「自然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s)。

19 世紀的英國政府大力資助具有科學考察任務的航海計畫,隨船人員除了要繪製出精確的海岸線圖作為航海資訊之外,也必須採集自然標本和進行地質探勘,藉此了解天然資源的存在與分布情形,這不只有利於航海事業、促進貿易,更有助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

由於利用航海作為科學考察在 19 世紀已是常規的事,初出茅蘆的年輕學者參加航海考察也就成為當時的科學文化之一,例如演化論四尖兵之一的植物學家胡克(Joseph D. Hooker),就參加過幽冥號(HMS Erebus)和恐怖號(HMS Terror)兩艘彈藥艦於 1839~1843 年前往南極的探索。另一位演化論尖兵,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則參加護航艦響尾蛇號(HMS Rattlesnake)於 1846~1850 年在新幾內亞和澳洲東岸的考察,他們參與航海計畫時都是 20 歲出頭的青年才俊。

在實驗生物學尚未成熟的當時,這些有機會外遊的後起之秀會將收集而來的標本,進行解剖或分類等傳統分析,待發表成果後被同儕認可才能擠身於博物學家的行列。若標本未能用在學術研究上,也可以販售作為收入,例如另一位對於演化論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就靠出售標本來糊口,由於他缺乏人脈和背景,沒有機會加入正規的航海計畫,只能搭乘商務輪船或帆船一個港口接著一個港口地前航。

 

小獵犬號的三次遠洋航程

達爾文所登上的小獵犬號棣屬於英國皇家海軍的小型探勘船,是一艘三桅橫帆船。小獵犬號在 1820 年 11 月下水,它的首次航程是在 1826 年 5 月~1828 年 8 月跟隨另一艘海軍考察船冒險號(HMS Adventure),一起前往南美洲海岸測量及繪畫海岸線圖,但這趟航程因小獵犬號的指揮官(船長)史托克斯(Pringle Stokes),在抵達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時自殺身亡而告終。後續英國海軍指派有貴族身分的費茲羅伊(Robert FitzRoy,圖三)將小獵犬號駛回,並於 1830 年 10 月返抵英國。

 

▲圖三:費茲羅伊肖像。圖片來源/Charles Hemus, pubkic domain, Wikipedia

 

小獵犬號的第二次航程就順理成章地交給費茲羅伊擔任船長,航程是先重覆上次沿南美洲海岸行駛的航線,再經南太平洋串連成一趟環球航程(圖四),整趟旅程從 1831 年 12 月~1836 年 10 月,歷時共 4 年 10 個月,而達爾文參加的就是這次航行。

小獵犬號的第三次航行是在 1837 年 7 月~1843 年,主要考察的地點是澳洲。在 1845 年以後,小獵犬號改以英國海岸巡防之用,不再作遠洋航程,直至 1859 年退役。

 

▲圖四:小獵犬號的環球旅程路線圖

 

小獵犬號上沒有隨艦博物學家

雖然達爾文在《小獵犬號動物誌》(Zoology of Voyage of H.M.S. Beagle)的扉頁自稱為「考察行程的博物學家」(Naturalist to the Expedition),亦在《小獵犬號航海誌》(Voyage of H.M.S. Beagle)的頁底附注中,提及「作為小獵犬號的博物學家」(as naturalist of the Beagle),甚至在《物種起源》開首〈緒論〉的第一句即是:「作為博物學家,我登上小獵犬號……。」(When on board H.M.S. Beagle, as naturalist, ……)但學術界普遍認為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身分並非隨船的正規專任博物學家,原因有三:一,當時英國皇家海軍的傳統是以隨艦外科醫生兼任博物學家一職,所以小獵犬號的隨艦外科醫生麥科密克(Robert McCormick)才是這個職位的人員。事實上,費茲羅伊在信件中提到「(隨艦的)外科醫生所收集的標本由(英國)政府支配」,這是當時對隨艦博物學家的一貫待遇;二,達爾文在啟航前曾在寫給遠房親戚福克斯(William D. Fox)的信中透露他在艦上的職位是「非正規性質的」(not a very regular affair);三,達爾文就讀於劍橋大學時的植物學老師韓斯洛(John S. Henslow),在通知達爾文的書信中已經白紙黑字提到他在船上的身分,並非專職的博物學家。

而小獵犬號上也很有可能根本就沒有設置隨艦博物學家一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小獵犬號這種三桅橫帆船的大小僅適合沿岸考察,遠洋航行顯得吃力,所以英國海軍不見得會給小獵犬號這次航行編列一名正式的自然史學者;二,當 1832 年 4 月小獵犬號抵達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時,早已對於船長費茲羅伊賦予達爾文採集標本任務不滿的麥科密克,因費茲羅伊又批准用海軍船務將達爾文的標本送回英國,麥科密克認為這已踰越底線,所以憤而搭乘泰茵號(HMS Tyne)離隊回國,麥考密克所遺下的空缺則由助理外科醫生拜諾(Benjamin Bynoe)繼任。而拜諾也只被任命為小獵犬號的隨艦外科醫生,並未提及專任博物學家一職。

 

命運的巨輪轉出一位船長的陪伴

那麼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確切身分是甚麼?原來達爾文是船長的「陪伴」(companion 或 gentleman companion 或 dining companion)。事實上這種陪伴並不罕見,例如赫胥黎在響尾蛇號的身分表面上是外科醫師助手,其實是這位醫生的陪伴。

費茲羅伊要有一位私人伴遊的主因,是想要有一位跟他自己身分地位相稱,並具自然史背景的紳士在漫長的海上旅程中解悶。但有學者分析費茲羅伊也可能是在心理上擔心有自殺情緒的家族史,會使自己走上前小獵犬號的船長史托克斯自尋短見之路,因為費茲羅伊的舅舅、官拜外相的史都華(Robert Stewart)就是自殺輕生的。若在長時間航行中,費茲羅伊身旁有一位倍伴的話,應可降低他自殺的風險,但諷刺的是,費茲羅伊最後仍走上自殺一途。

費茲羅伊在 1831 年夏天向海軍提出私人陪伴的申請,承辦的船長兼水文地理學家蒲福(Francis Beaufort)同意後,向劍橋大學的數學教授皮考克(George Peacock)徵詢推薦人選,皮考克再向同校的友人韓斯洛查詢。其實皮考克屬意有豐厚自然史背景的劍橋大學畢業生詹寧斯(Leonard Jenyns),但詹寧斯因早已接受教區職務而謝絕;而韓斯洛曾考慮過自己去,但因妻子反對且又捨不得新誕麟兒,再加上校務繁忙而放棄,因此韓斯洛找上在他的植物學課堂裡表現不俗的達爾文。在韓斯洛 1831 年 8 月 24 日寫給達爾文的信中,就對達爾文明言小獵犬號的船長費茲羅伊要有一位「博物學家作伴陪」(a naturalist as companion)。當時達爾文 22 歲半。

但這種陪伴的設置是屬於非正式及無給職,皮考克在 1831 年 8 月 26 日給達爾文的信件中,就明言海軍不會發薪水給他,所以達爾文得找金主贊助他的旅程,他的老爸羅伯特.達爾文(Robert W. Darwin)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但達爾文的父親卻不贊成達爾文參加這趟旅程,他認為達爾文只不過是在逃避就業而去虛度光陰,最後在達爾文的舅舅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 II)的勸說下,達爾文的父親才改變心意。所以達爾文在船上的花費都是由他老爸掏腰包供應,甚至在旅程中,費茲羅伊指派 17 歲的小獵犬號艙務員柯溫頓(Syms Covington)作為達爾文的僕人兼標本採集助理,他的薪水同樣也是達爾文的富爸爸出的。

 

在小獵犬號上成長的達爾文

達爾文在劍橋求學時受到精通地質學的韓斯洛影響甚鉅,又參與過地質學教授賽奇維克(Adam Sedgwick)的野外實地考察,這不只令他鍾情於地質學,同時也打好成為博物學家的底子。事實上,達爾文在這趟旅程中花在地質學研究的時間最多。

雖然賽奇維克在給達爾文的書信中提及幾本地質學著作,建議達爾文攜帶上船,可以在航程中繼續充實自己,不過賽奇維克卻漏了賴爾(Charles Lyell)在一年多前出版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冊。事實上,韓斯洛曾建議達爾文帶這本書上船,所以達爾文在登上小獵犬號之前已對《地質學原理》略有所聞。還好費茲羅伊船長在船上送了這一冊給達爾文當見面禮,達爾文在航程中也先後收到從倫敦寄達的《地質學原理》第二和第三冊,他的確是在這趟旅程中仔細閱讀三大冊《地質學原理》,因此達爾文在小獵犬號航程中的所見所聞,不只印證了賴爾在書中的描述和想法,《地質學原理》第二冊的內容對於達爾文建構演化論更是影響深遠。

達爾文把大部份蒐集品和標本寄運到劍橋給韓斯洛,少部份標本和旅行期間有系統的紀錄及日記先寄回舒茲伯利(Shrewsbury)老家。達爾文在 1835 年給韓斯洛的信中,已總結出他對地殼隆起和地質沉降的論據,而韓斯洛亦在同年底的劍橋哲學會上宣讀他的研究成果,並印製成小冊子分送給與會者,所以達爾文還未回國時已被同儕視為地質學家。說來諷刺,達爾文在愛丁堡大學時曾經上過礦物學家詹姆森(Robert Jameson)的地質學課程,但達爾文覺得這門學科枯燥乏味,從此在愛丁堡大學和劍橋大學都未再修習地質學。

 

小獵犬號孕育達爾文的演化觀點

雖然達爾文在登上小獵犬號時只不過是一名 22 歲半、剛從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但他在小獵犬號的旅程中表現出對研究工作的熱忱與耐心,發揮出敏銳又仔細的觀察力,在克難的環境中仍能保持認真堅韌的精神與能耐,而船上的規律作息也培養出他有條不紊的工作態度。達爾文除了蒐集樣品,也記錄在考察時觀察到的現象,並嘗試解釋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他總能夠歸納出嚴謹的結論。透過這些訓練,達爾文漸漸成長為一個善於思考、大膽發問、有能力解決不同問題的博物學家。

但讀者要謹記的是,小獵犬號之旅只是孕育達爾文的演化觀,在航程中的達爾文親眼所見各式物種的多樣性,激發他對物種演化的臆測,但當時達爾文仍未理清有關於演化理論的具體頭緒,從他如何處理對其將來舖陳演化論的重要證據──加拉巴哥郡島上的陸龜(啃食完龜肉後把剩下的龜殼丟到海裡)和芬雀樣本(沒有記下在哪個島上收集得來的),便可見一斑。要等到航程結束後數年,他開始撰寫《小獵犬號動物誌》和《小獵犬號航海誌》時,回顧在旅程中親眼所見以及所蒐集的標本,再歸納各項證據後,才有充足、紮實的理據在《物種起源》裡提出一套理論去解釋物種是如何演化的。

其實達爾文在小獵犬號上的身分似乎不太重要,只能算是茶餘飯後的八卦,但我們從中仍舊可以對達爾文當代的科學風氣一探究竟,也能幫助我們對達爾文的思想背景有多一些了解。

 

▲圖片來源/Conrad Martens, public domain, Wikipedia

 

後記──小獵犬號的最終命運

小獵犬號在 1859 年退役(剛好達爾文在當年發表《物種起源》),並在 1870 年以 525 英鎊的價格賣給廢料商,從此消失於歷史舞臺。

 

延伸閱讀

1. 許家偉,〈物種的板塊運動 擠壓出多元的基因新大陸〉,《科學月刊》,第593期,64~69頁,2019年。

2. Janet Browne, Charles Darwin: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Harold L. Burstyn, If Darwin Wasn't the "Beagle's" Naturalist, Why Was He on Board?,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8(1): 62-69,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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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修改自《科學月刊》2022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