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家銘/ 成功大學考古所兼任副教授，以骨骼考古相關的考古科學為研究領域。

 

✤ 過往考古學常被誤認與研究恐龍和三葉蟲的古生物學或以古文獻為研究材料的歷史學相同，不過考古學最重要的研究核心便是以「人類的過去」為主要探索內容。

✤ 透過動物考古學，可以了解動物因人類活動受到哪些影響，又或是人類的行為有哪些是因動物的行為而有改變，例如透過物質遺留或動物骨骼，了解早期與動物的關係及社會的經濟型態，甚至是生態系統的轉變。

✤ 當透過動物考古學角度看待臺灣時，會發現不同時期的殖民者帶著各自的牲口與農耕策略，導致原生動物的環境被破壞的狀況，也使當地族群也受到牽連。透過重建過去人、動物與環境之間的原始關係，或許能為當今提供更貼近人類與環境的永續方案。

 

什麼是動物考古？

在說明動物考古之前，我們應該要先思考一下「考古學」（archaeology）這門學科。或許因為「考古學」有個「古」字（archaeo-），所以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一門專門研究「過去」的學科。但「過去」的範圍是什麼？從宇宙誕生，地球形成，到你開始閱讀這段文字的時間？若是如此，考古學恐怕會涵蓋大部分學科的範圍。也因為沒有明確地定義「古」的時間範圍，所以常常會出現把考古學與研究恐龍和三葉蟲（Trilobita）等古生物學、以古文獻為主要研究材料的歷史學混為一談的情形。

或許你會想，可是考古學明明就有探討猛瑪象（Mammuthus）、劍齒虎（Smilodon）這些已經滅絕的生物，也研究了古代文明社會，這些難道不是古生物，不是文字歷史嗎？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大概不難發現考古學其實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研究核心，那就是「人類」。考古學所探究的是屬於「人類的過去」。可能因為名稱中有個「古」字，讓大家認為「時間」是定義這門學科的條件；事實上，時間概念是籠統的，考古學的核心其實是探討人類的行為。也因此，在北美以及一些其他地區，考古學被歸納到了人類學的研究範疇；不過這其實也限縮了考古學的發展空間。

既然考古學的核心是人類行為，那動物考古學或是植物考古學難道是把動物行為或植物行為當成研究核心的考古學嗎？也許這樣思考也沒錯，因為考古學的出發點是人類行為，因此不管是動物考古學或是植物考古學，都是希望透過研究它們受到了哪些人類的影響，又或者這些生物的行為是如何改變、誘發人類改變自己的行為。簡單地說，這兩種考古學都是在探討人類與環境的互動。

以動物考古學為例，雜食性的人類除了攝取來自植物的熱量與營養之外，也需要攝取動物的完全蛋白質來獲得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胺基酸。因此，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發展出不同的策略與行為來與其他物種互動。這些互動不僅改變了人類的行為，也改變了動物的行為，使得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多元，而動物考古便是藉由檢視過去人類與動物互動關係的改變，進而觀察人類社會的變化。

 

人類與動物互動關係的改變

早期的人類以狩獵採集維生，因此開發出一套適合這樣生活方式的生態知識體系。人類必須知道不同動物的習性才能夠有效且靈活地運用動物資源。在這個階段，有些族群為了確保穩定的食物來源，必須跟隨著動物遷徙。這時的人類已經具有相當紮實的解剖學和生物學知識，或許沒有發展出艱深的學術名詞，但是他們知道哪些部位是動物的致命弱點，哪些部位是營養美味的，哪些動物適合在白天狩獵，哪些則是在晚上。他們甚至能夠從外觀上辨識動物的性別、年齡、健康狀態。所有的狩獵行為都需要一定的規劃與策略，並不是看到什麼就獵什麼，也不會毫無節制地浪費資源。隨著對特定動物行為的認識，人類與動物之間頻繁的互動開始對雙方產生影響。有些人類發現部分犬科動物也和他們一樣，成群獵捕草食動物。這些犬科動物有優秀的體能和追蹤能力，和牠們一起合作能夠讓狩獵更容易；而犬科動物或許也發現人類一樣是成群狩獵，而且能夠雙手使用工具有效率的處理獵物。在長期的互助與共生的相處下，人類有了第一種與自己有穩定互動的物種——狗。

馴化（domestication）也成了一種人類與動物互動的新方式。所謂的馴化，其實是一種相當複雜的互動關係，但卻對於人類文化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基礎上，人與動植物建立了更多元的關係。有些物種成了食物來源，有些物種則被當成勞力或是生活用品的材料，有些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另一些則提供了觀賞的價值。雖然現代的我們不太能夠感受到與自然物種的直接互動，但是我們現在所擁有許多事物確實是建立在與其他動物的互動關係上。

 

如何進行動物考古的研究

與歷史學依賴文字記載不同，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活動留下的「物質遺留」。什麼是物質遺留呢？如果你想到的是各大博物館中令人讚賞的古文物，那就沒錯了。但那只是考古物質遺留中的絕對少數。考古研究者所面對的物質遺留大多是過去行為所產生的廢棄物，換句話說，就是「垃圾」。與浪費的現代人不同，過去社會對於任何資源都相當珍惜，破掉的陶器會被修復或是另作他用，毀損的金屬器可以融掉重鑄。一個聚落一年所製造的垃圾可能比現代一家人一個月所丟棄的還要少，且其中許多是會被環境分解的有機物。那動物和人類的互動會留下什麼樣的物質遺留呢？或許你可以觀察一下自己生活中和動物有關的物品，這些物品有哪些會被環境分解，哪些會長久保留？在大多數人的經驗中，吃剩的骨骼大概是最常見也最直接的動物物質遺留。不過還有那些以動物為材質的物品，例如羊毛衣、皮衣、鬃毛刷、牛角梳、樂器  ^{註 1} 、貝殼飾品等。如果家裡有養寵物，恐怕也少不了各式各樣的寵物用品，甚至以動物為形象製作的物品，雖然這些並不是動物的直接遺留，卻也代表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

在過去的人類社會中，即使不像現代社會那麼五花八門，仍有許多與動物互動所產生的物質遺留。例如脊椎動物的骨骼或無脊椎動物的甲殼，不管是飲食行為所產生，還是被加工成其他物件，這些生物硬組織主要的成分是無機物質，所以能夠被長時間保存在環境穩定的土壤中。此外，用於動物上的人造器物，例如馬蹄鐵、牛軛、漁網、獵具等也可以用來探討與動物互動關係。最後，也別忘了，當我們把動物吃進身體時，動物的一部分養分也形成了我們的身體。

正如前面所提，考古研究者面對的材料大多是過去的垃圾，這當然也包括動物遺留。骨骼或甲殼是動物考古中最常運用的材料。因此，骨骼辨識是動物考古中最基礎的研究方法。或許有些讀者會認為，辨識動物骨骼應該是生物學者的強項；但事實上，這樣的看法已經不再正確了。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物學者能夠透過 DNA（去氧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更精準地辨識現生物種。而骨骼僅能提供較基礎的生物資訊，因此反而不太受重視。但對於動物考古的研究者來說，被丟棄掩埋的骨骼往往是唯一的材料，而骨骼也提供許多重要基礎資訊。因此，現今仍進行生物骨骼辨識的多是古生物和動物考古研究者。不過動物的骨骼遺留能夠揭露什麼資訊呢？

首先，我們能知道骨骼來自什麼動物，雖然並不是所有物種都能被辨識，但至少能夠區分主要的物種，並大概了解一個族群和哪種動物有最多的互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各類家畜（牛、羊、馬）都是在歷史時期前後才被引入臺灣。因此臺灣的史前族群是以梅花鹿和豬隻作為主要的動物蛋白質來源；但因地形與文化發展的差異，不同時期與不同地區的族群也會偏重不同的動物資源。例如東岸沿海族群雖然也運用山林中的梅花鹿與豬隻，但因有隨黑潮北上的洄游性魚類經過，像是鬼頭刀、鮪魚、旗魚，許多遺址中也出現大量魚骨。相對之下，臺灣西岸則適合貝類的生長，因此除了陸地動物的骨骼外，也通常有數量龐大的牡蠣與其他貝類，尤其以血蚶為主。透過骨骼辨識，我們就可以比較臺灣不同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差異。

此外，我們也能從特定特徵判斷動物的年齡與性別，再由這些資訊推判社會的經濟型態。舉例來說，在現代畜牧產業中（肉類養殖或酪農業），雄性的利用價值遠低於能夠生產或產乳的雌性，因此雄性多半在未成年前就被宰殺，而形成一個以成年雌性為主的「牲」口結構。骨骼被發現的狀態及地點也能提供許多線索，例如南部金屬器時期的蔦松文化中所發現的完整狗墓葬代表著不同於食用動物的互動關係，或是羅馬帝國的皮革作坊會出現大量肢骨末端的骨骼，因為這個部位並沒有可食用的肉，而且還能做為搬運的把手（圖一）。

 

▲圖一：羅馬不列顛的奧爾斯特（Alcester）遺址所出土幾乎全是牛隻末端肢骨的現象。圖片提供／本文作者

 

為了有效率地養殖對人類有用處的動物，我們往往會主動全面干預牠們的生活。就像是管太多的父母，我們強制這些動物吃對牠們有益處的食物，限制牠們活動的範圍，甚至指定牠們交往繁殖的對象。在這樣的成長環境，被人類飼養的動物，久而久之，自然會和牠們在自然界生活的遠親們出現差異。動物考古研究者也就能從特定特徵中區分出被人類飼養和自然野生的個體。以豬隻來說，直接餵食能夠讓豬長得更快，牠們也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嗅覺在林地覓食；於是原本有著狹長鼻腔的豬變成了現在我們熟知的短圓豬鼻（圖二）。而從飼養豬隻骨骼進行的碳（C）、氮（N）穩定同位素分析也顯示出與野豬不同的飲食結構：野豬多半以林地的植物為食，飲食內容非常多元；而家豬則吃著相同的飼料。

 

▲圖二：野豬（左）和家豬（右）的頭骨型態差異。圖片來源／wikimedia, CC BY-SA 3.0

 

除了和人類有直接互動關係的動物外，遺址中還有接受到人類行為影響的動物。例如因農耕行為和定居生活所產生的廢棄物吸引了老鼠蚊蠅的出現，同時也引來了以這些「害蟲」為食的動物。而積水的溝渠也會孕育蚊蠅，並引來青蛙，青蛙又被鳥、蛇捕食，牠們的背後則是石虎（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白鼻心（Paguma larvata）等物種。這些自然物種也成為了聚落規模的指標，說明過去聚落周遭的生態環境。對於動物考古來說，理解不同物種的生命週期與生活環境，甚至生態系統的整體運作，更有助於釐清動物與人類之間的關係。

 

動物考古在臺灣

臺灣的史前族群面對著和我們非常不同的自然環境與生存挑戰。現今的臺灣是殖民社會，不同時期的殖民者帶著自己熟稔的牲口與農耕策略前來，導致原生動物不但面臨棲地被破壞的生存挑戰，還得與外來物種競爭。即便是過去在臺灣最強勢的梅花鹿，也一樣在上個世紀中期消失在自然環境中，更別提其他弱勢的物種了  ^{註 2} 。不過，影響最大的仍是原本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族群。外來殖民者帶來全然不同的經濟型態，改變了臺灣原生的地景；當地族群原本自給自足的農業不但難以與外來殖民者競爭，原本滿是梅花鹿的獵場更是被開墾占領。殖民者乍然反客為主，得到了這片土地的話語權。

過去，臺灣的動物考古研究著重在古環境的重建，想要透過動物資源的運用進一步了解過去人群所生活的環境與文化發展。但人類與動物的互動往往能夠提供更多關於社會變化的證據，在極端氣候逐漸加劇且貿易戰導致世界經濟紊亂的現在，或許我們更該重新檢視過去人類與動物的互動過程，找回文化發展與資源永續的平衡點。

 

 註 1 ：許多樂器早期都是利用動物的毛皮作為材料，例如用牛皮作為鼓面，羊腸作為絃樂器中的琴弦，甚至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也是用貓皮或狗皮製作。

 註 2 ：臺灣原生的狗獾、獐、東方田鼠大概都是在歷史時期前後滅絕的。極具爭議的雲豹也可能是在這個時期消失。

 

延伸閱讀

羅伯茲（2019）。馴化: 改變世界的10個物種（余思瑩譯）。臺北市：時報文化。

 

 

⇠上一篇：

選舉中的理性與感性，選民的群眾心理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下一篇⇢

 

本文轉載、修改自《科學月刊》2025 年 10 月